农村养老之困

摘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走南闯北的社长，题图来源：AI 生成经常听到外出打拼的人说，等退休后就回农村养老。但是在现实中，真正回农村养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走南闯北的社长，题图来源：AI 生成

经常听到外出打拼的人说，等退休后就回农村养老。但是在现实中，真正回农村养老的并不多，反而是伴随城镇化进程加速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农村养老问题日益凸显，有 " 挣钱与赡养父母无法两全 " 的无可奈何，也有 " 一母能养十儿，十儿难养一母 " 的悲凉现实，在中国快速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冲击下，农村养老已成为关乎社会公平与伦理重构的深刻命题。为什么农村会出现养老之困呢？阅读完《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 8 部著作后，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该问题作出解答。

一、传统养老模式：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挣扎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传统中国农村是 " 乡土社会 "，其核心特征是 " 熟人社会 "。村民通过血缘、地缘和礼俗形成紧密的互助网络，老年人依托家族权威和 " 养儿防老 " 保障晚年生活。然而，伴随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青壮年大规模外流，农村社会的 " 熟人 " 特性逐渐淡化，主体的缺失使得传统的养老模式受到冲击。

（一）熟人社会中的养老根基与变迁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 " 差序格局 " 理论，中国乡土熟人社会呈现出 " 水波纹式 " 的人际关系网络，以 " 己 " 为中心，像石子一样投入水中，如水的波纹 " 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2019:42-44）"。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同心圆结构，使得赡养义务呈现鲜明的梯度性特征：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核心义务。

同样，他的另一本著作《江村经济》里的江村，也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模式。在家庭中，财产由儿子继承，儿子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 当父母年老而不能劳动时，他们就由儿子们来赡养 "，例如，村中有 145 名无经济来源的寡妇，并没有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因为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由成年子女赡养（费孝通，2012:032）。由此可见，熟人社会中家庭养老是主要模式，" 养儿防老 " 观念深入人心。

且在农业社会中，老年人的生产经验是家族财富的重要积累，" 长老统治 " 体制使老年人天然享有权威地位。然而他预料到，长老权力与社会变动的快慢有关系，如果社会变动得慢，长老权力就更有势力；变得快，" 父不父，子不子 " 的现象就会发生，长老权力也会随之缩小（费孝通，2019:136）。之后，随着现代社会转型，老年人的经验价值急速贬值，代际权力关系发生根本逆转。当农村青壮年大规模进城务工后，家庭规模缩小，传统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受到冲击，老年人在家庭中获得的照料与陪伴减少，这是传统养老模式受到冲击的重要社会背景变迁因素。

（二）半熟人社会

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呈现了从传统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以前的生产小队是一个熟人共同体，而在行政村一级，村民之间的互动频率和亲密程度有所降低，传统乡村的 " 熟人社会 " 在现代化进程中演变为 " 半熟人社会 "，传统熟人社会的信息全对称、地方性共识稳固的特征逐渐瓦解，社会资本流失。半熟人社会呈现三个特征：

一是村庄社会多元化，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二是地方性共识逐步丧失，传统规范难以约束村民行为；三是村民主体感逐步丧失，村民对村庄的责任感和归属感减弱（贺雪峰，2013:004-009）。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会在半熟人社会失效，例如，以前子女不孝会被村里的人谴责，而在半熟人社会大家可能奉行的是 "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

其次，他提到，青年进城务工（" 半工 "），老年留守务农（" 半耕 "）的 " 半工半耕代际分工结构 " 模式虽然为城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为农民工失业提供返乡缓冲，使农村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 " 稳定器 "。但这也导致青壮年外流加剧农村空心化，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而同时，青年进城务工，农民人际关系日渐广泛，" 差序格局的理性化 " 成为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理性化的特殊形式，其中表现之一是日益严重的农村养老问题（贺雪峰，2013:062）。

（三）无主体熟人社会

吴重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中提出，当代乡土社会已演变为一种 " 无主体熟人社会 "：农村的大量青壮年长期不 " 在场 "，导致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其核心特征在于：一是舆论失灵，二是 " 面子 " 贬值，三是 " 社会资本 " 流散，四是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吴重庆，2014:172）。

在熟人社会里，村民的行事逻辑受到道德舆论压力的影响，而在 " 无主体熟人社会 " 里，道德舆论压力几乎为零。他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青壮年多数是周期性的离乡与返乡，留守农村的媳妇苛待年迈的公婆，老两口和远在他乡的儿子诉苦，但是等至儿子返乡，媳妇却表现得十分孝顺公婆，儿子反而责怪自己的父母。

由此可见，由于社会主体的弱化和社会关系的疏远，农村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传统的家庭养老和社会支持体系受到严重破坏，老年人往往会有孤立无援的无助感，而这种无助感不仅会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对其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综上，费孝通提出的 " 差序格局 " 揭示了传统农村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养老逻辑，在 " 熟人社会里 " 家庭养老是传统的养老模式；贺雪峰指出，在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的影响下，" 熟人社会 " 演变为 " 半熟人社会 "，农民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吴重庆表示，在 " 无主体熟人社会 " 里，由于主体成员的缺席和道德舆论的失灵，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

二、传统养老模式：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挣扎

健全而完善的制度可以消除农村老年人的后顾之忧，稳定的生活预期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然而在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和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中，不健全的制度引发了连锁反应，加剧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困境。

（一）乡村制度诸问题影响农村养老

张静在《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中提及，农村养老问题本质上是基层政权结构性缺陷与乡村共同体规则解体的产物，主要表现在以下：

一是基层政权异化为利益主体，挤压公共资源，导致养老保障空心化。例如基层政权虽名义上通过 " 加强集体经济 " 扩大村民养老福利，但实际成为主要受益者。养老保险金由乡村单方面按企业人数提取（每月 5 元 / 人），资金未存入银行，而是由基层代管，资金流向缺乏透明监管，常被挪作他用（张静，2019:044，137，274）。这种 " 利益经营者 " 角色导致公共资源向经济项目倾斜，而非社会保障领域，在 " 财政区域负责制 " 下，基层政权通过摊派养老保险转移财政压力，但缺乏配套服务能力。农民缴纳的养老资金被挪用，暴露基层政权在公共服务职能上的信用缺失。

二是传统调解机制崩塌，现代法律未能填补空白，养老权益依赖非正式协议。她提到，文字制定的乡规民约越来越 " 报告 " 化，它与其说是给村民看的，不如说是给政府的应景差事。例如浙江 DT 村规定 " 不赡养老年人者强制赡养 "，但实际民间协议以 " 老年人抚养孙辈 " 或 " 房产转让 " 为赡养交换条件（张静，2019:106）。乡规民约的实质功能是确立基层权威的管治权，而非解决养老纠纷。

（二）农民负担沉重

曹锦清通过深入的社会实地调查，写作了《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他展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黄河流域（特别是河南地区）农村的经济活动、文化习俗、社会治理等状况，这些内容为理解农村养老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他详细记录了农民的收支情况，揭示了农民在税费、吃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沉重负担。这种经济压力直接影响了农民的养老能力。例如，书中提到的老刘家庭，尽管全年总收入不算太低，但各项支出（包括税费、吃用、教育、医疗等）几乎耗尽了全部收入（曹锦清，2002:37-57），导致养老储备不足。

其次，盖房娶亲的费用也非常高昂，农民对于盖房娶亲高度重视，" 这一带村民的消费程度是：一吃，二穿，三婚嫁盖房，农户一生积蓄，盖三间平房而已（曹锦清，2002:700）"。这些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养老规划和家庭关系，进而加剧了养老之困。

综上，张静主要是从乡村制度诸问题的角度分析养老之困，曹锦清则是从农民负担沉重的角度进行分析。

三、文化观念与个体行为变迁：农村养老的新难题

传统的农村社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尊老敬老是一种美德，主要的养老方式是家庭养老。然而，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私人生活变革，传统的养老观念和模式受到挑战。

（一）自杀现象背后的文化困境与养老关联

吴飞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并写作了《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一书，他揭开了一个被数字遮蔽的残酷真相：2002 年孟陬县的人口是 32 万，其中有 61 个自杀死亡的个案，自杀率为 19/100000，而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有 13 个，占比为 21.3%（吴飞，2009:15）。这些数据背后，不是简单的贫困叙事，而是背后深刻的文化根源。在农村地区，传统的面子观念、家庭声誉观念等文化因素对老年人的心理产生重要影响。

他通过对自杀现象的田野调查，深入剖析了自杀背后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他借鉴了西方的自杀理论，同时结合中国独有的乡土背景和中国人对人性的观念，对自杀现象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理探究。这些自杀案例中，部分自杀者的背景或动机与养老问题相关。例如，一些老年人因为生存困难（子女不孝或无力照顾）、疾病缠身（残疾、瘫痪、慢性病）以及情感忽略（故意或无意）等原因而选择自杀（吴飞，2009:73，163，178）。

吴飞的分析表明，自杀往往不是由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家庭中，看似最寻常不过的，甚至像游戏一样的纷争，在伤害彼此的亲密关系时可能产生极为深重的后果，导致一方走向自杀。这种家庭纷争往往与养老问题相关，如子女对老年人的照顾不足、经济支持不够、情感重视有限等。

（二）私人生活变革中的代际关系与养老问题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深入探讨了农村养老问题。首先，他分析了家庭财产分配与养老之间的潜在关联。他指出，随着分家时间不断提前，从父居制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已开始失去其意义，而婚姻财产的转移更是让父母在经济上逐渐失去对子女的主动权。这导致年轻人强调的是自己的权利而少谈甚至不谈责任与义务，个人权利意识的发展造成了年轻人忽视赡养老人的义务（阎云翔，2016:166-186），因而也出现了更多的空巢家庭。

其次，他提到了父辈与子女辈关于赡养的不同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由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传统的赡养老人机制已经被打破。父母一代普遍认为赡养老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看法根源于中国的人情文化。他们认为，恩情（特别是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无法完全偿还的，因此儿女对父母的报答也就没有尽头。孝敬必须毫无条件、自始至终。

年轻一代虽然口头上承认应该赡养老人，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往往设法躲避责任。他们不再将养育之恩看得那么神圣，而是强调父母对子女的社会责任。年轻一代认为，如果父母对儿女不好或没有尽责，儿女就有理由减少对父母的义务。这种观念的转变导致了养老方面的危机（阎云翔，2016:188-202）。

综上，吴飞认为，他特别强调家庭在中国文化中的生存论意义，以及家庭纠纷在自杀现象中的重要影响；阎云翔发现，农村家庭子代更关注小家庭利益，老年人赡养从 " 道德义务 " 变为 " 利益权衡 "，甚至出现 " 代际剥削 "。

小结

农村养老问题本质是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缩影：社会形态变迁、制度未完善、文化与个体行为变迁等等。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需要综合考虑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以及实际情况，通过构建多层保障体系、打造智慧养老生态、激活内生养老经济、培育新型养老观念，构建可持续的农村养老模式，让每位老年人都能享有尊严和质量兼具的老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