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钦先：金融学的年轮，刻着四十多年春风
摘要：
上世纪90年代初，中美发展水平尚有显著差距。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白钦先，碰到了一个在当时被外界视为千载难逢的"良机"：美国绿卡突然短期放开，连几百美元的签证费也能免掉。不少期望移民美... 上世纪90年代初，中美发展水平尚有显著差距。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白钦先，碰到了一个在当时被外界视为千载难逢的"良机"：美国绿卡突然短期放开，连几百美元的签证费也能免掉。不少期望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喜出望外，出生山西、自幼受晋商文化熏陶的白钦先是个例外，无论他人如何劝说怂恿，抛下一句"人各有志"，如期归国。
白钦先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留影（受访者供图）
这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非凡抉择，事后难免被人问及"为什么"？追问的场景，也不难想象。大家熟悉的另一位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70年代末从金门孤身泅渡至大陆，自此大展人生抱负，也在数次采访中被问到，"为什么"？
他们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有一代知识精英的家国情怀，有凭真本事做番事业的壮志豪情，更有将学术研究融入时代洪流的人生自信。
历史证明了他们的选择。回到今天，87岁高龄的白钦先，早已是业内公认的中国金融学科领域的重要奠基者和引领者。5月10日，白钦先在北京发布了他团队的新书《金融强国——新资源学派暨金融资源理论视角》。这被视为他学术生涯又一扛鼎之作，大半辈子的心血结晶。发布会上，白钦先登台阐释创作历程，他说自己"身患两种癌，还有十三种慢性病"，但有超越个人需求层面的追求，一直在坚持。台下掌声雷动，观众有感动，也有钦佩，若非亲友弟子，很难将眼前这位精神矍铄、情绪略显激动但言辞铿锵有力的老人与他经历的健康危机联系起来。
白钦先接受专访 （ZAKER拍摄）
新书发布前夕，白钦先在接受ZAKER新闻专访时坦言，自己喜欢即兴讲话——文稿会束缚他的思维火花，也难以调动内在的激情。多年的学术积淀与教学实践，让他耄耋之年仍能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保持惊人的专注力，可连续演讲三四个小时。侃侃而谈背后，有他始终恪守的学术准则：只讲深思熟虑的见解，不谈论未知领域，不发表未熟之见。
但在白钦先身上，治学严谨与大胆创新是高度融合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国内金融学创新的荒原上，白钦先一直在做拓荒者，他的学术脉搏，亦始终与时代同频。让白钦先用两三个关键词概述自己的人生，他不假思索，"我是改革开放坚定的支持者，亲力亲为的弄潮儿"，他还进一步补充，自己是实践者、研究者、探索者、贡献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这个回答还暗含另一层人生见解，即如何辩证看待时代机遇与个人成就的关系。白钦先的叙事里，并不理所当然把时代的成功视为自己的成功，他认为自己有幸感应了时代的呼唤，作出了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选择。他从人民大学本科毕业，专业方向还是国际政治，70年代末，他预感国内要转向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这个背景下，金融是必然要大力发展的，便由此走上自学金融知识并通过金融理论创新服务改革开放之路。白钦先说"我知道中国改革过去在哪个阶段，缺什么要加什么，要提早研究什么"。
白钦先发表部分的重要专著（受访者供图）
白钦先如数家珍般讲述了自己每一个重大学术成果的创作历程，将四十多年学术生涯分为两段：前20年致力于金融基础理论体系的研究，提出了"金融体制比较说""政策性金融说"和"金融资源与金融可持续发展说"等理论；后20多年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最早提出"一个东方大国的崛起"，到今天系统阐述金融强国战略的内涵。经世致用与家国情怀是贯穿其中的主线，白钦先始终强调理论应为实践服务，要彰扬中国的国家话语权和思维的中国主体性。当然，这场漫长的学术坚守，也难免会有艰辛。
理论创新遭遇过哪些质疑？白钦先说任何一种新的东西开始出现时，恐怕反对的人居多，因为不熟悉，和原来经验不一样，很容易被看作是异类、异端。所以，"创新要有勇气、要有智慧，创新也要有准确的判断和扎扎实实经得起考验，不然像婴儿还没开始长大就被淘汰了"。他回忆自己刚提出"金融资源说"时，有人直接当他博士的面讲：什么资源论什么新资源？这是你和你的导师编的故事吧？话说得既难听又刺耳，但白钦先很大度，认为真理越辩越明，如果不被反对，学术概括反可能会有失精准，要把压力当动力。
做科研途中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刻？白钦先身上有一种年轻人看不太懂却大受震撼的坚定，那是历经岁月反复考验后才能被确认的初心如磐，他说，"我从不轻易放弃，前提是因为我不轻易选择。"
科研为教学、社会实践及高级人才服务，是白钦先教育与学术生涯引以为豪的一大特点。学者之外，白钦先很看重自己的教师身份，一辈子不当官，不经商，不炒股，但爱"才"如命。他说如果遇到一个富有智慧又能坐得住冷板凳、能吃苦、认真学习研究问题的学生，会喜欢的不得了，自己比他还着急，一定要使他成为人才。人才的培养有传承要创新，很多宏大精深的学术课题，一个人是完不成的，要不断的接力。如果一辈子都没有培养出一个成就超过自己的人才，作为教授的一生是不成功的。
白钦先指导学生研究课题的场景（受访者供图）
白钦先总共培养了100位博士，7位博士后，有人在高校成为学术中坚，有人在官场身居要职，还有人商界大放异彩。他们与白钦先感情甚笃，彼此亦师亦友。新书发布时，不同年龄、身份的白门弟子从四面八方赶上，共同见证老师的重要时刻。活动举办地是北京金融街颇有名气的商业写字楼英蓝金融中心，董事长恰好也是白钦先的学生，他说每次见到白钦先就有一种回到校园的亲切感。
至于被问及哪一个学术探索方向，期待后辈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薪火相传，白钦先说50多万字的《金融强国》出来了，这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初步的第一步，真正历史性的、决定性的思想正在底部酝酿。中央提出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在什么地方？它的区别本质差异在什么地方？各自的优势也是在什么地方？这些都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白钦先身上有老派学者的谦逊，我们留意到，林毅夫给《金融强国》的推荐评价是"助力我国金融强国建设的一部理论力作，也是以自主理论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一座丰碑"。
白钦先对人才的选拔有自己的标准。专业素养以外，他重视的学生道德品质，期望遇见相对纯粹的学术理想和持之以恒的学术耐心。二三十年前，曾有成绩极好的面试者，在回答为什么选择金融硕士时给出的答案是如今看来稀松平常的论调——"金融离钱最近"，他大感诧异，生平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也有保送的优秀名校生，回答不清他问的教科书之外还看过哪些书，白钦先一眼看出该生不肯吃苦，华而不实，太想轻易取胜。白钦先说急功近利、机会主义会害人一辈子，这也是他给想投身金融学的年轻人的忠告。
他勉励年轻人胸怀理想。如果今天30岁的白钦先站在他面前，最想对他说什么？他的眼里没有回首往昔的缺憾，只坚定地说年轻人要立志，这点很重要，不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不能轻易放弃花一样的年华，到老了才后悔。世界上唯一没有的药就是后悔药。
最后，用一位历经国际格局变迁、穿越数次经济周期的老学者的眼光，如何看待当今的大国博弈？白钦先说，"当前中美关税的较量，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移，美国强，中国相对弱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或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变得更为强大。美国由主动变为被动，所以我们有底气选择和美国‘硬刚’。我认为风景这边独好，我不是很担心。"
以下为ZAKER新闻对话白钦先教授的具体内容，部分对话在保留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精简与编辑。
回望人生：改革开放的支持者与弄潮儿
ZAKER：您的经历几乎见证了新中国金融学科的发展全过程。如果让您用两三个关键词来形容自己87年的人生，您会选哪些？为什么？
白钦先：我有幸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支持者和亲力亲为的弄潮儿。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正好赶上中央开启改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进程。我硕士论文的选题是《美国联邦储备制度的历史演变》，在第一时间我就判断中国翻天覆地的新时代即将开始，所以我要从原来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外交转向研究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这个背景下，金融是必然要大力发展的。在过去的40年当中，我参与了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的策划，股份制的策划，破产倒闭制的策划。比如，大城市里一个澡堂子，一个小的门市部，国有的，这个在当时是不敢动的，那么用什么办法处理？我们提出来拍卖是最公平的办法。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前面策划，而这个策划有理论的问题，有中国特殊的环境的问题，有背景的问题，就要学习，要研究，动脑筋，要思考。
我的思想就开阔了。我知道中国改革过去在哪个阶段，缺什么要加什么，要提早研究什么。
所以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者，探索者，贡献者，但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整个民族的复兴和发展也有我有用之地，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使我非常庆幸。这里边有些有国家的呼唤，有时代的变迁，也有个人的感应和选择判断。历史证明我选择对了，我感应是及时的，因而我感到非常欣慰，也很高兴。
ZAKER：您也提到，第一个学术方向时其实政治学，但是后来转到金融，您是山西人，家族与晋商渊源很深，也研究过晋商文化和山西票号。这样的背景对您研究金融有没有影响？
白钦先：我的父亲兄弟六个，全部都是做山西票号的，我的外祖父是山西晋商世家中王家一支的长子，两个舅舅都是北京仁发公银行总行和分行的高管。从小在整个家庭或者家族受到耳濡目染，对金融产生亲近感，好像是不由自主的，也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
ZAKER：您一直强调"传承"和"创新"，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金融学者，您在求学和工作中受到哪些前辈的影响？
白钦先：我想是这样的，从小在家庭的那个基因里边，就带有勤奋，忠诚，说话做事要有信用。诚信这一点到今天也是全世界的金融最要害的问题。我们经常这么说，悠悠万事，诚信诚信，唯此为大，这说的一点也不假，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言必信，行必果，言必行，这些家风应该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深耕学术：经世致用，感应时代的呼唤
ZAKER：作为辽宁大学金融学科的带头人，可以说您是从零开始搭建体系。那个年代条件有限，您如何一步步把整个体系搭建起来的？
白钦先：对，是这样的，当时在改革开放之初，想法很活跃，但并不是非常坚定和明确，因而就有思索、探索，甚至是疑虑。这就需要去鉴别和选择。所以我那个时候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有什么用？我们能为国家做什么？反过来想，就是要以身作则，做出来样子证明你有什么用，感应时代的呼唤，参与改革也是必然的。
经济学、金融学，完全我是在自学。伴随着改革，白天晚上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坚持下来，我最后也有所成就。
改革开放47年，我今年87岁了，我自己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的这个历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年，20年我做了什么？
我是由国际政治外交转轨、转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我开始研究它，学习它，由不懂到逐渐懂。所有的商品，我们是从使用价值的出发判断它有什么用，但生产商品的人不是要自己用，而是要购买者来用，购买实际上是劳动和劳动的交换。那么这个抽象起来就是价值的凝结，劳动的平均时间，这就转向金融。整个千种万种商品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服务，为一方；信用货币，金融，其实是另一方。所以金融才成为万能的垄断者，就是这个道理。
前期在学习探索，20年当中我完成了我的3个三级跳。当时国家要发展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我们过去是计划经济，完全不熟悉，我觉得改革是非常需要理论的，一定要从专业突破，写文章，写专著，然后去服务于改革，响应改革的呼唤。我写的第一本专著就是各国金融体制比较，分析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金融制度法律状态、发展的历史历程等等。
写书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中国要现代化，但现代化必须民族化，中国化而不能美国化、外国化。我写到书里，我有这个勇气，我觉得我的这个看法不会错。
历史和实践证明了我关于改革开放所遵循的原则是正确的。这本书由于回应了当时如饥似渴的社会需求，1990年获得了全国第二届高校优秀教材国家一等奖，在后来的这个30多年的时间里边，这本书修改了五版，总的印数达到65万册。这个发行量就证明了改革开放需要理论的指导，需要我们的理论有现代化思维，打破了旧的框框，走向改革开放。这是我的第一块理论。
第二是政策性金融研究。研究第一块的时候，我发现在世界各个国家里面，总有是政府建立的、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执行政府的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就业政策等等的另一种金融机构。但是在当时世界各国很少有这方面专门的书，而且没有把它作为单独的归类，我发现这实际上是另外一大类，为工商企业服务，人民生活服务那个是商业银行。而我起名叫政策性银行，以国家信用为后盾的。
我第一次提出来把金融分成了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然后我又立项国家社科项目，写成专著，然后又发行，在1993年出版。恰逢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要专门讨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那我就加紧研究，专著计划五年完成，我提前两年，三年就完成了。
当《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的时候，我的书已经出来了，所以第二次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深入阶段，在理论的制度，法律等方面的一个参照物。这个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一两个星期整个书都售光了，中国金融出版社打电话给我，说你手里还有什么，最后把我的书也都拿走了。中央各部委都各银行都来找，我没有了，出版社也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感应大潮，时代的呼唤，然后它也在肯定你，在表扬你，也不在鞭策你，这个时候很兴奋的。三四十年过去了，整个中国的政策性金融，在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正在还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第三块就是金融资源理论和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问题的提出。我进入金融了，那么金融是什么？这个世界各国或者我们国家大家的认识也不统一。
所以，我思考我自己的定义是什么？我认为金融其实是一种资源，是国家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资源，而且很稀缺。我就提出来这个认识，要给它归属，它归于哪类？按照当时全世界那种理论或者是行业的规范，没有这个认识，都说金融为市场服务，是工具，是手段，而我觉得是一种资源，不是自然资源，恰恰是社会资源。所以我和博士杨迪就正式提出来了，双资源，就新资源，在21世纪各国国民财富源泉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两本，从而在国内外响亮地、明确地提出来，资源有两种两大类。这个是中国人的贡献，
前20年，我做了这么三大块，奠定了我个人风格或者色彩，更带有中国主体的中国文化历史的含量很浓的中国特色理论，有这个色彩。尽管当时没有现在那么自觉，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
怎么说呢，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教育、思想、理论、点子、文化，过去好像不供人们欣赏的，也不能创造财富，实际上一个点子要创造多少亿，几千亿，几百亿，比如说最近梁文峰deepseek，这不得了，比原子弹还要有威力，这个不是自然资源，是社会资源。所以新资源理论的提出，也是我的经济金融观的基础。
那么从2000年或者说1999年，我开始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一个东方大国的崛起"，当时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勇气，也不太很赞成。我们要韬光养晦，好像好多人，甚至于我们的国家也不很赞成一个东方大国的崛起这么响亮的这种话。
我从1999年到了中山大学，我被中山大学这所顶级的院校之一聘为特聘教授，这就到了广东。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人很勤劳，思想很开放，因为它靠海，海洋文化和我们陆地农业文化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也沐浴到这种南方的思想。我勇气更足了，信心更足了，我16年才退休，比别人多干了20年。我在广东有调查研究，也有很多新的发现。
ZAKER：您当时提出金融资源论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时候，外界有非常多的讨论，您其实相当于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我们想知道您在这个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白钦先：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任何一种新的东西一开始出现，恐怕反对的人居多，因为他不熟悉，他觉得和原来的规矩、经验什么的不一样，那么就很容易被看作是异类，是异端。所以创新要有勇气，创新也要有智慧，创新也要有准确的判断和扎扎实实经得起考验，你才可能。不然的话，你还没有开始长大，是婴儿的时候就被淘汰了。
当时有人说话也很难听的，对我一个博士说，什么资源论什么新资源，是不是你和你的导师编的故事吧？这个这挺刺耳的，也挺刺激人的，对吧？但是不在乎，真理越辩越明。所以不被反对，你的概括不会那么精和准。
屁股后边没有人在追你，反对你，有的时候干劲反而就不足，有人反对，我觉得要把压力当动力。实践证明，这个办法也挺好。
ZAKER：2017年您获得了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学术荣誉？
白钦先：在颁奖典礼上，当时我有一个概括，我几十年来只做了一件事，不当官，不经商，不炒股票，只做教育，只带博士硕士培养高级人才，我带了100个博士，7个博士后，这是一种实践，对社会有推动，对理论也有推动。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就接着做。
在 20世纪末，我在党校开始做学术报告，正式提出来金融强国的问题。提出课题后，做学术报告，做研究，发表文章，我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重大问题，极其重要。所以我要深入研究，希望国家关注这个问题，然后做出重大的决策。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结束之后，金融强国战略被写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大好机会来了。公报一发表，第二天我就和我的团队就开始写这本书了。机会总是给有充分准备的人，我们在这个问题已经想了二十多年了，所以我们有很多想法，可以有的放矢，有准备就可以有作为，并且做的快一点，做的更好一点。5月10号我到北京来，中国出版集团正式发布这本书。
这本书也获得了一些顶级学者的推荐，这对研究者来说，对我的团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鼓励，我们又一次的及时地响应了国家的第14个强国战略，科技强国，教育强国、农业强国，我们到现在一共有14个强国建设，在我看来，难度最大的其实是金融强国的建设，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事业是一个百年大计，是跨世纪的一个工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所能够建立起来的。所以我说刚刚开始。
理想与征程：以家国情怀推进金融强国
ZAKER：您在90年代拒绝过"美国绿卡"，当时中美之间的发展差距还很大。怎么作出这个决定的？跟您自己的学术追求有没有关系？
白钦先：1990年我和刘亚先生到美国两所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回国前夕，恰遇当时的美国总统发布总统令，宣布一段时间内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可以获得美国绿卡，且办理有关手续所需的几百美元手续费也一律免收，对一些人可能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对我们俩人却不屑一顾，毫不动摇，按时回国。我们有这种自信、有这种底气，他日只要有需要，我们还会再来，但不能以谩骂与诽谤自己的祖国为代价而长期留在美国，这就叫做人各有志。
ZAKER：在您多次国际交流当中，您是怎么向西方学者去解释和介绍中国金融的特点和逻辑呢？
白钦先：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我对"金融体制比较""政策性金融"和"金融资源与金融可持续发展"等理论的研究，始终坚守着一根红线，就是对哲学人文关怀关爱理念的贯彻，对民族文化、社会历史、经济金融社会环境要素的高度重视，对人的本体本性、情理与伦理、经济学的思想性、对人的欲望的节制节俭的提倡，与对弱势群体、对民众、对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高度关注。而这根红线的灵魂则是，始终强调经济金融理论应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服务，强调彰显中国的国家话语权和思维的中国主体性。
在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比较金融体制时，我从古今中外货币金融的发展中抽象概括出了金融体制的九大要素，并将经济金融社会环境要素列为核心要素，强调民族、社会历史传统与文化要素的深刻性、稳定性、决定性。强调中国要现代化，但现代化必须民族化，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美国化。提出学习别国切忌只有因袭而无创造，切忌只见别人而无自己。
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时候，中外学者都强烈反对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泛化，主张只将其限定在自然科学范围之内。我对可持续发展观的七条阐释，坚持了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一种高度的哲学人文关怀关爱，强调了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和而不同、和而共赢"的和谐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应最终造福于人类与全中国人民，强调了发展的普世性与普惠性特征。
我喜欢研究哲学、历史与外交，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国际政治，梦想成为一名外交官。虽然由于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这些方面毫无所为和建树，但这些却是我长期学习、观察与思考的领域。
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说或理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体系，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和谐，重视哲学人文的关怀和关爱，重视情理、伦理、人性等理性要素，重视道德教化、节制人欲、关爱弱势群体，讲仁爱仁政，讲制度与环境。与西方文化相比，我们对物理、理智、工具、手段的重视严重不足，也不擅长于此。东西方文化应取长补短、合作共赢，但不是不偏不倚的绝对中立。
说到底，在人类历史上，某种理论或学说，当然也包括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整体而言，是服务于她的国家的利益、意志或愿望的，是保护、维护或显示她的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当然，就其内容或表现形式而言，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比较隐晦、迂回，有的比较直白或坦率。
ZAKER：您参与过不少政策建议的研究工作，在这么多的案例里，哪一样让你最深刻呢？
白钦先：我举两个例子，比如刚刚介绍过的"政策性金融"。我写专著，出版后一两个星期，书全部被抢光了，正好是国家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布，要建立政策性银行。我事先写了专门的报告，通过国家教委把这个报告递到中央，我当时目的非常清晰，希望能够影响十一月要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它纳入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个框架里边来。
我是盼望着来，果然我又成功了。这个从发现、研究，给中央提出建议被接受，然后又实践，到现在40年过去了，我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2018年我当时80岁了，我概括出"用心、用情、用行做人做事"。这是我对自己的约束，我不是高高在上教训别人，你要怎么样，我不指手画脚，我只说我用来约束我自己，激励我自己，或者勉励我自己，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对我的人生的深化。
对于我为国家民族服务，我对提出金融强国发挥了综合性的作用，还不是一件事一件事，孤立的来看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人的那种思想，认识，冲动，它就往外喷，你都挡不住，不由自主。所以我觉得我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坚定的支持者，也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
ZAKER：您经常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金融理论的创新，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您认为中国要建立自己的金融话语体系，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白钦先：二十大报告当中，破天荒地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来，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来，金融强国成为国家的第14个强国战略。新的征程，新的探索，也需要有新的理论，这就是我为什么全力以赴和我的团队去研究金融强国，我认为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的专业、从国家的重要性的程度，我都是应该全力投入的。如果一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能够和国家的需要，协调共鸣，这个效益效率是最好的，最大的。感受到的这一点我很高兴，我很满意，当然如果我有时间，我希望再贡献再研究，把它深化。
是学者，也是师者和长者
ZAKER：作为老师，您最看重学生的哪些素质？
白钦先：我有的一个概括，我说我爱"才"如命，不是钱财，是人才。我要发现一个富有智慧又能坐得住冷板凳，又能吃苦，认真学习研究问题的，我喜欢的不得了。我比他还着急，我一定要使他成为人才。人才的培养有传承，有创新，要不断接力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这几十年的经历，是为人民服务，为学生服务，我希望他们的成就超过我，我曾经写到，一个人，一个学者，如果一辈子都没有培养出一个超过自己的人来，他是一生是不成功的。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培养成功了，你的思想、你的理论，就有接班人，不断的在更新，在丰富，在发展，在创造，多好！
ZAKER：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请您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当中选择一样，交到现在的年轻学者当中，您会选择哪一样？
白钦先：您问这个问题非常好，《金融强国》这本50多万字的书出来了，有平装，也有精装版，社会关注度也很高，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说这仅仅是迈出来第一步，初步的第一步，真正的历史性的、决定性的底部我觉得正在酝酿，中央提出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在什么地方？它的区别本质差异在什么地方？各自的优势也是在什么地方？这些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我今年87了，很多种基础病、慢性病。如果我未来还有时间，我还要继续工作。
ZAKER：您提到最重要的研究就在当下。现如今金融科技正在不断的冲击传统的金融，您觉得在这个背景下，金融学教育最应该坚持的核心是什么？
白钦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说清楚，要说清楚就得想清楚，要想清楚就得研究清楚，然后去落实，比如说资本主义的金融有掠夺、欺诈、欺骗的一面，而社会主义金融要坚定为人民、为国家服务。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东方民族，特别勤劳节俭，钱要存起来，要盖房子，给儿子娶媳妇，或者是用于教育。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果我们不控制通货膨胀，物价如果以比较高的速度在增长，或者是存款类利率不断在降低，这个钱越存越少了，那么和人民性就是相背的。
话好说事难做，功德圆满，难上加难。我觉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要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共性、个性的研究要深入，要落实，不光是说清楚，想清楚，尤其要做清楚。开始迈出这第一步，我觉得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ZAKER：你曾经说过，科学研究很艰难，学术生涯中有没有哪一个时刻或是哪一段时间，觉得特别想放弃？
白钦先：我不轻易放弃，前提是因为我不轻易选择。我会严肃地、认真地、反反复复地、正面地、反面地思考，这个选择是否准确？社会是否需要？发展前景如何？你有没有这个智慧？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
我慎重的选择，我就不会轻易的动摇和放弃，所以我很少放弃。
ZAKER：如果今天30岁的白钦先站在您面前，您最想对他说一句什么话？
白钦先：我说年轻人要立志，从小要励志，这点很重要，不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不能轻易放弃花一样的年华，到了老了才后悔。世界上唯一没有的药就是后悔药。
ZAKER：对于那些想学习金融，想投身金融行业的年轻人，您可以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呢？
白钦先：您提这个问题，我想起了一个案例。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学校里边，硕士有考试也有保送，保送必须是在四年本科当中，全系成绩排名前列，有一个女生，她是第一，报送面试时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考金融硕士？她说因为金融和钱最近。我们几个人就吓呆了，头一回听说这话离钱太近。所以我们后来讨论要不要接受这个孩子，如果录取了，可能就误导了。
另外一个案例就是从99年到09年，我在中山大学做过十年的特聘教授。金融业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边是高校毕业生最愿意去的地方之一，另一个是公务员，税务部门，抢着去的地方。可世界上总是物以稀为贵，严重膨胀了，人才过剩了，人的收入就降低了。所以我觉得不能搞盲目的金融，人要冷静地想，你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你到底喜欢什么？为了喜欢你愿意放弃什么？这点很重要，什么都不放弃，离钱最近就行，那就完全失败了，误导。
还有一个例子，我再多说一个。我的考试题和一般人都不一样，有保送生来中山大学才接受面试，面试的时候我不问你别的问题，问你这四年除了教科书以外，还读过几本书。一个小伙子想了半天说了三本，哪三本书名没记住，作者也没记住，被保送到中山大学都是本优秀本科生，除了教科书以外，四年时间就读过三本书，我估计他是摸过，但是读到什么程度书名也没记住，作者也没记住。就读到这个程度，那么你就看出来了，太不吃苦了，太华而不实了，太想轻易取胜了，我觉得急功近利。机会主义者绝对害你一辈子。
所以如果要提供忠告，我举这些负面例子。
看未来：风景这边独好
ZAKER：您经历过多次经济周期和国际格局变迁，您怎么看待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
白钦先：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没有一刻是不发展不变化的，但它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它的侧重点、优缺点也不一样，比如说美国霸权，世界第一，不讲理，而中国人不轻易说，谨言慎行。我认为中国的这个态度是对的。
中国的制造业是全世界最全的，中国是几千年来唯一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被打断的一个文明。美国的制造业原来在全世界占比40%，是制造业大国，可它为什么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都踢出去了，因为觉得成本太高，它发展什么？发展金融业，剪羊毛来的更快，最后金融业做大了，但是危机也变大了，制造业都迁到发展中国家去了，美国自己连飞机都很难造了。你反对别的国家，别的国家不给你交换零件，你就没有整个装备，就配不成。我们的国家49个大类别的制造业，全部具有，什么都可以制造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强大优势，一张王牌。
美国建也建不起来，它需要时间，需要下定决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不同了，日新月异，千变万化，这个关税在我们为什么"敢刚"，美国制造业空壳化了。
我觉得当前中美关税的这种较量，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移，说明了美国强，中国相对弱，在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或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变得更为强大。而美国由主动变得为被动，所以我们就敢这么做。所以我认为风景这边独好，我不是很担心。
全文完。
文｜Cya、溪慢
编辑｜溪慢
